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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之《老马识途 》原文及翻译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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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之《老马识途 》原文及翻译译文

1、韩非子之《老马识途》原文及翻译译文

韩非子之《老马识途》原文及翻译韩非子

原文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之,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老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译文

春秋时代,有一次,管仲和隰朋跟随齐桓公出征孤竹国,春天去,冬天回,归途中迷失了道路。管仲说:“可以让老马发挥作用了。”于是让几匹老马在前面走,队伍跟在后面,终于找到了道路。走在山里,队伍找不到水喝。隰朋说:“蚂蚁冬天住在山南,

夏天住在山北,只要顺着蚂蚁窝向下挖就会找到水源。”果然挖到了水。

像管仲这样能干、隰朋这样聪明的人,也知道要向老马和蚂蚁学习,但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知识浅薄,却不愿向学习聪明人的知识,不也是错得很厉害吗?

注释

管仲、隰(xí)朋:都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的大臣。

孤竹:商、周时期的一个小国家。

反:通“返”,返回。

放:放开,解脱羁绊让老马自己随便走。

遂:最终,终于。

得道:找到道路。

不难:不以为难,意思是愿意。

2、《世说新语》之《咏雪》原文及翻译译文

《世说新语》之《咏雪》原文及翻译世说新语

原文: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译文:

一个寒冷的雪天,谢太傅把家人聚会在一起,跟子侄辈的人谈诗论文。忽然间,雪下得紧了,太傅高兴地说:“这纷纷扬扬的大雪像什么呢?”他哥哥的长子胡儿说:“跟把盐撒在空中差不多。”他哥哥的女儿道韫说:“不如比作风把柳絮吹得满天飞舞。”太傅高兴得笑了起来。道韫是太傅大哥谢无奕的女儿、左将军王凝之的妻子。

3、韩非子《说林上--杨朱之弟曰布》原文及翻译译文

韩非子《说林上--杨朱之弟曰布》原文及翻译韩非子

《韩非子说林上》译文

原文

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返。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布怒,将扑之。杨朱曰:“子无扑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注释]

缁(zī):黑色。

翻译

杨朱有个弟弟叫杨布,穿着白色的衣服出门。恰好遇上天下雨,他就脱掉白衣穿上黑衣服回家。他的狗不知道是他换了衣服,汪汪叫着扑过来。杨布怒气冲冲地就要打这条狗,杨朱对他说:“你别打它啦,你也可能犯它这种错误。要是你的狗出去时是白色,回来时却变成了黑色,你会不觉得奇怪吗?”

4、韩非子之《老马识途》原文及翻译译文

韩非子之《老马识途》原文及翻译韩非子

原文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之,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老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译文

春秋时代,有一次,管仲和隰朋跟随齐桓公出征孤竹国,春天去,冬天回,归途中迷失了道路。管仲说:“可以让老马发挥作用了。”于是让几匹老马在前面走,队伍跟在后面,终于找到了道路。走在山里,队伍找不到水喝。隰朋说:“蚂蚁冬天住在山南,

夏天住在山北,只要顺着蚂蚁窝向下挖就会找到水源。”果然挖到了水。

像管仲这样能干、隰朋这样聪明的人,也知道要向老马和蚂蚁学习,但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知识浅薄,却不愿向学习聪明人的知识,不也是错得很厉害吗?

注释

管仲、隰(xí)朋:都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的大臣。

孤竹:商、周时期的一个小国家。

反:通“返”,返回。

放:放开,解脱羁绊让老马自己随便走。

遂:最终,终于。

得道:找到道路。

不难:不以为难,意思是愿意。

5、《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原文及翻译译文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原文及翻译韩非子

原文:

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此不必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

译文: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宰相。平日喜爱吃鱼,全国人民争着买鱼送他,公孙仪不肯接受,他的弟子劝他说:「先生您喜欢吃鱼,又不肯接受别人的馈赠,为什么?」公孙仪说:「正因为喜爱吃鱼才不肯接受。如果接受别人的鱼,对人难免就得低声下气,可能会违法;违法就会免除相位;相位一免,虽然想吃鱼,谁还会给?不接受别人送的鱼,而不致被免除相位,又能长久自给自足。」公孙仪懂得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懂得靠别人为自己不如自己为自己。

注释:

1:「公孙仪」春秋时期鲁穆公的相。《史记循吏列传》作公仪休。

2:「相鲁」任鲁国的相。相,辅佐国君的最高官吏。在这里译为做宰相。

3:「公仪子」即公仪休。子,对人的敬称

4:「夫子」对男子的尊称

5:「即」假如

6:「下人之色」迁就他人

7:「嗜」特别喜欢,很爱好

启示:

这则寓言故事出自《韩非子》,由法家的利益观去阐释,公孙仪爱吃鱼,可不受鱼。公孙仪不徇私受贿,这是好的,值得称赞;但他反对贪赃受贿的出发点是怕自己因受鱼而被免相,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

公仪休嗜鱼拒鱼的故事,千百年来之所以被人们传为美谈,就是因为他能够清醒认识个人好恶与事业兴衰成败之间的关系,始终做到管住小节,抵御诱惑,慎其所好。给我们的启示:清白做人,堂正为官。

然而这并不是完整的解释。

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天人三策》

这是关于公孙仪的另一个故事,由此可见,公孙仪的道德品质大于今天人所能想象的,所以说人心不古,用现代的价值观去判断古人的价值是不可取的。德与法的辩证关系也有所体现。

由此两篇文章的对比也可看出,法家与儒家之间,关于人生的利益和道德衡量基点不同之处。

6、《韩非子·二柄》原文及翻译译文

《韩非子·二柄》原文及翻译韩非子

原文: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故劫杀拥蔽之主,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外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①、田常②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

(节选自《韩非子·二柄》,有删减)

【注】①子之:春秋战国时燕国的相国,他怂恿燕王效法尧舜将王位让给他,后来燕国差不多名存实亡了。②田常:春秋时期齐国大臣。齐简公四年田常杀死简公,拥立齐平公,任相国。从此,齐国的政权完全由田氏控制。

译文:

明君用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回答是: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励。而现在的奸臣却不是这样。他们对所憎恶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惩罚;对所喜爱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奖赏。假如君主不是让赏罚的威严和利益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人就都会害怕权臣而轻视君主,就都会归附权臣而背离君主了。这是君主失去刑赏大权的祸害。老虎能制服狗,靠的是爪牙;假使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让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所制服。君主是要靠刑德来制服臣下的,如果做君主的丢掉刑赏大权而让臣下使用,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所控制了。所以田常向君主请求爵禄而赐给群臣,对下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把粮食施舍给百姓,这就是齐简公失去奖赏大权而由田常掌握,简公因而遭到杀害。子罕告诉宋桓侯说:“奖赏恩赐是百姓喜欢的,君王自己施行;杀戮刑罚是百姓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于是宋桓侯失去刑罚大权而由于罕掌握。宋桓侯因而遭到挟制。田常仅仅掌握了奖赏大权,齐简公就遭到了杀害;子罕仅仅掌握了刑赏大权,宋桓侯就遭到了挟制。所以当代做臣下的如果统摄了刑赏大权,那么这代君主将会遭受到比齐简公、宋桓侯更大的危险。所以被劫杀被蒙蔽的君主,一旦同时失去刑赏大权而由臣下执掌,这样还不导致危亡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

君主要想禁止奸邪,就要去审核形名。形名是指言论和职事。做臣下的发表一定的言论,君主根据他的言论授予相应的职事,专就他的职事责求他的功效。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言论,就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不符合言论,就罚。所以群臣言大功小的要罚;这不是要罚小功,而是要罚功效不符合言论。群臣言小功大的也要罚;这不是对大功不喜欢。而是认为功效不符合言论的危害超过了所建大功,所以要罚。从前韩昭侯喝醉酒睡着了,掌帽官见他冷,就给他身上盖了衣服。韩昭侯睡醒后很高兴,问近侍说:“盖衣服的是谁?”近侍回答说:“掌帽官。”昭侯便同时处罚了掌衣官和掌帽官。他处罚掌衣官,是认为掌衣官失职;他处罚掌帽官,是认为掌帽官越权。不是不担心寒冷,而是认为越权的危害超过了寒冷。所以明君驾驭臣下,臣下不能越权去立功,不能说话不恰当。超越职权就该处死,言行不一就该治罪。司守本职,言而有信,群臣就不可能结党营私了。

君主有两种祸患:任用贤人,臣下就会依仗贤能来威逼君主;随便推举,就会败坏事情而不能成功。所以君主喜好贤能,群臣就粉饰行为来迎合君主的欲望,这样群臣的实情便不会显露;群臣的实情不显露,君主便无法识别他的臣下了。所以越王喜好勇敢,以致民众大都轻视死亡。楚灵王喜爱细腰,结果国内有许多甘愿挨饿的人。齐桓公心性妒忌而爱好女色,所以竖刁自行阉割以便掌官内宫。齐桓公爱好美味,易牙蒸了自己儿子的脑袋去进献。燕王子哙喜欢贤名,所以子之表面上不接受君位。所以君主流露出厌恶情绪的,群臣就会迅速掩盖;君主流露出喜好情绪的,群臣就会假装能力。君主的欲望表现出来,群臣的情态表示就有了依托。所以子之假托贤名来篡夺君位,竖刁易牙借着君主的欲望来侵害君主。其结果,子哙因兵舌而死,齐桓公死后直到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君主把真情流露给了臣下招致的祸害。臣下的真情不一定就是爱戴他的君主,而是为了重利的缘故。如今君主要是不掩盖自己的真情,不隐藏自己的意图,而使臣下有机会来侵害自己,那么群臣充当子之、田常这样的角色就不难了。所以说:去掉喜好厌恶,群臣暴露本色。群臣暴露本色,国君就不会受蒙蔽了。[

《韩非子·二柄》

7、韩非子《猛狗与社鼠》原文及翻译译文

韩非子《猛狗与社鼠》原文及翻译韩非子

原文:

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沽,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故桓公问管仲①曰:“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阤②,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诸臣百吏以为富。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

故人臣执柄而擅禁,明为己者必利,而不为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为猛狗而龁有道之士矣,左右又为社鼠而间主之情,人主不觉,如此,主焉得无壅,国焉得无亡乎?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仲尼闻之曰:“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者也。夫至乎诛谏者,必传之舜,乃其难也。”一曰:“不以其所疑败其所察则难也。”

(节选自《韩非子》)

译文:

宋国有个卖酒的,卖酒器具量得很公平,接待客人态度很恭敬,酿造的酒很香醇,(店铺门前)酒旗悬挂得很高。积贮很多酒却没有人来买,(时间一久)酒都变酸了。(卖酒的)对这事感到奇怪,他向同住里巷且知道这事的老人杨倩打探。杨倩说:“你养的狗凶恶吗?”卖酒的说:“狗凶恶,那么酒为什么就卖不出去呢?”杨倩说:“人们害怕你的狗呀!有的人打发自己的小孩,揣上钱,拿着壶,前往打酒。但你的狗窜出来咬人,(谁还敢来买酒呢?)这是你的酒卖不掉最终变酸的原因。”

国家也有这样的恶狗。有才能的人怀着治国的本领想要禀陈(大国的君主),使大国的君主能够明晓(治国的方略)。那些大臣像恶狗一样窜出来咬人,这就是人主受到蒙蔽和挟制,因而那些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重用的原因。

因此齐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家最担心什么?”管仲回答说:“最担心的是社坛的老鼠。”桓公说:“担心什么社坛的老鼠呢?”管仲回答道:“君王也看见那社神吗?立起木头,再给它涂抹上泥灰,老鼠(却)穿行在中间,挖洞托身在里面。用火熏烤却怕烧毁了木头,用水浇灌却怕毁坏了涂泥。这就是社坛的老鼠不能被杀除的缘故啊。现在君王身边的人(就是社鼠),他们在朝廷外为求威势重权,便从百姓中收刮财富;他们在朝廷内就相互勾结,来对君主隐瞒他们的恶行。在朝廷内的(奸人)窥探君王的心思来传递消息给朝廷外的(权臣)。在内在外均造成他的重权,朝廷众多官吏都认为这样的人是富有权势的。(这样的)官吏不诛灭就会扰乱法度,诛灭了他们君王又不安逸。(他们)依靠了国君以保有权势地位,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的社坛老鼠。”

因此国君的臣子掌握大权,进而能行专擅或颁禁令,确实能为己用的必定使他得利,不能为己用的必定陷害,这就是(国家的)猛狗啊。那权臣成了猛狗来咬有才能的士人,身边的奸人又成了社鼠来窥探君王的心思,国君还不察觉,像这样,国君怎么能不被蒙蔽,国家怎么能不遭灭亡呢?

唐尧想要将天下传给虞舜。大臣鲧进谏说:“不吉祥啊!谁拿天下去传给一个匹夫呢?”唐尧不听取(这种蒙蔽君主的意见),发兵将鲧诛杀在羽山的郊野。共工再进谏说:“谁拿天下去传给一个匹夫呢?”唐尧不听取(这种蒙蔽君主的意见),又发兵将共工诛杀在幽州的城邑。因此天下人没有谁敢再说不要传天下给虞舜。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唐尧了解虞舜贤明,不见得是很难的事。到要诛杀进谏(错误意见)的人,一定要传天下给虞舜,才是真正难的事啊。”又说:“不因那怀疑的危害到那考察到的,(这)就更难啊。”

韩非子《猛狗与社鼠》

8、《韩非子·有度》原文及翻译译文

《韩非子·有度》原文及翻译韩非子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韩拔管,胜于淇下;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辨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谬,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怠,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取材于《韩非子》)

注释:【1】荆庄王:即楚庄王,春秋时期五霸之一。【2】臣:韩非自称。【3】仇:校对,以……核对。

译文: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强大,也不可能永远衰弱。君主依法办事,国家就强大;君主不依法办事,国家就衰弱。楚庄王曾并吞二十六个国家,开拓三千里疆域;楚庄王抛下国家死亡之后,楚国便随之衰弱。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开辟了三千里疆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此衰弱。燕襄王以黄河作为国界,以蓟城为国都,攻破了齐国,消灭了中山国,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重,没有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轻;燕襄王死后,燕国也因此衰弱。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回了河东魏国的故地;攻占了韩国的管地,又在淇水下游取胜;魏国的军队遍布天下,威风传遍中原文明的国家;魏安釐王死后,魏国随之衰弱。所以有了楚庄王、齐桓公,楚、齐就可以称霸;有了燕襄王、魏安釐王,燕、魏就可以强盛。如今这些国家都衰败了,是因为群臣官吏都去干那些使国家动荡而不是使国家安定的事情。这些国家本已经混乱衰弱了,他们的群臣又都丢掉国法而营私舞弊,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和衰弱。

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之行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并且国家就能安定;能杜绝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军队就会强大而敌人相对弱小。所以明察得失又有法度的规定,用来驾驭群臣,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欺诈;明察得失而又以法度作为标准以了解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天下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现在如果按声誉选用人才,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紧密勾结;如果根据朋党的关系来推荐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致力于结党勾结而不求依法办事。以虚假的名声为依据奖赏,以诽谤的流言作为依据施行处罚,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处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法定的职责,玩弄个人手段,互相包庇利用。因此忠臣无罪却遭遇危难而死,奸邪之臣没有功劳却坐享安乐利益。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废弃法度而设法捞取个人权势,不把国家的法令当回事了。屡次进出奸臣的家门,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去;天天想着自己的好处,一点也不考虑君主国家的利益。君主的下属官吏虽然很多,但都不是朝廷所需用来尊崇君主的;各种官员虽然一应俱全,但却不是君主所需用来承担国家大事的。所以下臣我说:衰亡的国家朝廷中没有人。朝廷里没有人,不是朝廷中的臣子少了;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富强国家;大臣们致力于相互推崇,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小臣们拿国家的俸禄去培养私交,不把官员职责当回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在上面不依法决断政事,而听凭下面的大臣胡作非为。所以圣明的君主用法制来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意愿来用人;按法制来考核臣下的功绩,而不靠自己的主观来推测。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坏人坏事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能进用,遭受诽谤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主就能明辨臣下的功过是非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所以说:高明的木匠用肉眼测度木材也合乎绳墨的标准,但首先一定要用规和矩作为标准;智慧极高的人虽很快就把事情做得合乎要求,但必须用先王的法制作依据。所以用法令来治国,就是用法令作为标准衡量事物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绳墨不迁就曲木。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争辩。惩罚罪过不避开大臣,奖赏善行不漏掉平民。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混乱而判断谬误,统一人们的行为使其合乎规范,没有比法令更好的了。整治官吏而威慑民众,遏止过于懈怠的行为,制止诈伪的发生,没有比刑罚更顶用的了。刑罚严厉,臣下就不敢凭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人;法令严明,君主就能受到尊崇而不受侵犯。君主得到尊崇而不被侵犯,那么君主就会强势而掌握治国的要领,所以先王把法令看得很重并将它传下来。君主如果放弃法制而用私意办事,那君臣就没有区别了。

《韩非子·有度》

9、韩非子《守株待兔》原文及翻译译文

韩非子《守株待兔》原文及翻译韩非子寓言故事

原文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出自《韩非子?五蠹》

译文

宋国有个农民,他的田地中有一截树桩。一天,一只跑得飞快的野兔撞在了树桩上,扭断了脖子死了。于是,农民便放下他的农具日日夜夜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能再得到一只兔子。然而野兔是不可能再次得到的,而他自己也被后人所耻笑。

10、王充《论衡》之《逢遇》原文及翻译译文

王充《论衡》之《逢遇》原文及翻译王充《论衡》

原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论衡》第一卷逢遇篇

译文:

操行,有一直贤良的;而做官,却没有总是被重用的。人品好不好,是才能和操行问题;而被不被重用,是时运问题。才能高超品行高洁,不可能保证凭此一定会尊贵;才能浅薄品行恶劣,也不可能因此就一定要卑贱。有的人才能高超,品行高尚,不被赏识,居于低下的地位;而有的人才能薄陋,品行恶劣,得遇时运,地位在众人之上。不同时代各自有用来选“士”的标准,而“士”也各有用来取得功名的办法。晋升在于受到赏识,滞黜在于不受赏识。处于尊贵显赫地位,未必贤能,只不过受到赏识;地位卑贱低下,未必愚笨,没被赏识啊。所以只要被赏识,有的尽管品行恶劣,也会在夏桀的朝廷上得到尊位;不被赏识,有的尽管持有高洁节操,在尧的朝廷上也会处于下位。因此,被重用还是遭贬斥,原因不是一样的:有的是贤臣却辅佐了暴君;有的是有大才干的臣子却要服从于才小的君主;有的是君臣都有大才,而道德却有清浊之分;有的是虽没有道德,却以一技之长投合了君意;有的是没有任何技能,而是凭姿色受到宠幸。

王充《论衡》之《逢遇》

11、杜牧《樊川文集》之《张保皋郑年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杜牧《樊川文集》之《张保皋郑年传》原文及翻译杜牧《樊川文集》

原文:

新罗人张保皋、郑年者,自其国来徐州,为军中小将。保皋年三十,年少十岁,兄呼保皋。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年复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差不及年。保皋以齿,年以艺,常龌龊不相下。

后保皋归新罗,竭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其王与万人,如其请,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保皋既贵于其国,年错寞去职,饥寒在泗之涟水县。一日言于涟水戍将冯元规曰年欲东归乞食于张保阜元规曰尔与保皋所扶何如奈何去取死皋乎年曰饥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乡邪年遥去。至谒保皋,保皋饮之极欢。饮未卒,其国使至,大臣杀其王,国乱无主。保皋遂分兵五千人与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祸难。”年至其国,诛反者,立王以报。王遂征保皋为相,以年代保皋。

天宝安禄山乱,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以禄山从弟赐死,诏郭汾阳代之。后旬日,复诏李临淮持节分朔方半兵东出赵、魏。当思顺时,汾阳、临淮俱为牙门都将,将万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计来决,诏至,分汾阳兵东讨,临淮入请日:“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悉诏军吏,出诏书读之,如诏约束。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

知其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后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积忿,知其心,难也;忿必见短,知其材,益难也,此保皋与汾阳之贤等耳。年投保皋,必曰:“彼贵我贱,我降下之,不宜以旧忿杀我。”保皋果不杀,此亦人之常情也。临淮分兵诏至,请死于汾阳,此亦人之常情也。保皋任年,事出于己,年且寒饥,易为感动。汾阳、临淮,平生抗立,临淮之命,出于天子,榷于保皋,汾阳为优。此乃圣贤迟疑成败之际也,彼无他也,仁义之心与杂情并植,杂情胜则仁义灭,仁义胜则杂情销,彼二人仁义之心既胜,复资之以明,故卒成功。

世称周、召为百代人师,周公拥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圣,召公之贤,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义之心,不资以明,虽召公尚尔,况其下哉。

(选自杜牧《樊川文集》)

译文:

新罗人张保皋、郑年,从他们的国家来到徐州,担任唐军中的军校。保皋三十岁,郑年比他小十岁,称保皋为兄长。两人都英勇善战,跃马挥枪,他们本国和徐州没有人能和他们匹敌的。郑年(擅长游泳),在水中如履平地,连游五十里都不会呛一口水。较量两人的勇力与强壮,保皋稍稍比不上郑年。保皋仗着年龄大,郑年仗着武艺高,常常意见不合,互不相让。

后来保皋回到新罗,拜见国王说:“整个中国都把新罗人当奴隶,请让我镇守清海要塞,让那些海盗再不能掳掠新罗人到西边去。”新罗王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了他一万人,从大和后,海上没有再贩卖新罗人的了。保皋在新罗显贵后,郑年却穷困潦倒丢了官,在泗州涟水县忍饥挨饿。一天,他对涟水守将冯元规说:“我打算回新罗,投靠张保皋。”元规说:“你和保皋一向有嫌隙,怎么办?为何要到他手上去送死?”郑年说:“饿死冻死不如死在刀下痛快,更何况是死在故乡呢!”郑年于是离开(涟水)。到新罗拜见保皋,保皋请他喝酒,(两人)非常欢洽。酒还没喝完,新罗国使者到来,说大臣杀了国王,朝廷混乱无主。保皋就分兵五千给郑年,握着郑年的手流着泪说:“除了你谁都不能平定叛乱。”郑年到了国都,杀了叛徒,扶立新王,并上奏(保皋派他前来平乱的)情况。新王于是征调保皋做宰相,让郑年代替保皋的原职。

天宝间安禄山作乱,朔方(唐方镇名)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弟而被赐死,(皇帝)下诏令郭子仪代理安思顺的职位。十天后,又下诏命李光弼持符节(古代使者所持以作凭证)分领朔方的一半兵力向东出兵赵州、魏州。安思顺在位时,郭、李都是牙门都将,统率万人,不相契合。虽在一起吃饭,却不正眼看对方,彼此不说一句话。等到郭子仪代理安思顺的职位后,李光弼想逃离,主义还没定下来,诏书已到,要他分领郭子仪的兵力向东平叛。李光弼入府请求说:“我本就心甘情愿(以死报国),只是请求免除我妻儿的死罪。”郭子仪疾步下座,握着他的手上堂并坐,说:“如今国家动乱皇上离京避乱,除了您没人能够领兵东讨,现在哪是心怀私怨的时候呢?”召集全部军吏,拿出诏书宣读,一切安排都遵照诏书的命令,到离别时,两人握手流泪,互相勉励对方用忠义报国。最后平定大盗,实在是郭李二人的功劳。

了解对方无背叛之心,了解对方有能力担当重任,这才不会怀疑他,可以放心将兵力分给他。(如果)一向怀有怨愤,了解对方的心就难了;心怀怨愤,必然只能发现对方的短处,要发现对方的才能就难了。在这方面,保皋与郭子仪的贤明可说是不相上下的。保皋任用郑年是由自己做主,郑年当时正饥寒交迫,容易被感动。郭子仪、李光弼,一直实力相当,李光弼的任命,出自天子,和保皋相比较,郭子仪做得更好。这就是圣贤之人做事成败的关键,没有其他的原因,每个人都是仁义之心与个人的私情杂念混在一起的,如果私情杂念超过仁义之心那么仁义之心就没有了,如果仁义之心超过私情杂念那么私情杂念就没有了,郭子仪和张保皋二人的仁义之心都超过了私情杂念,并且头脑明智,所以最后成功了。

世人都尊称周公召公为百代先师,周公辅助成王,但召公怀疑他的用心。凭借周召的圣明贤能,周公年轻时扶助文王,年老时辅佐武王,能平定天下,周公的心,召公尚且不能完全了解。如果仅有仁义之心,但没有明智的头脑,那么召公尚且如此(不能免于猜疑),更何况不如他的人呢!

杜牧《樊川文集》之《张保皋郑年传》

12、韩非子《五蠹》原文和翻译译文

韩非子《五蠹》原文和翻译韩非子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面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兵器短的被敌人刺到,铠甲不坚固的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末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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